历史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秉笔直书”，一种是“春秋笔法”。“秉笔直书”是指一切根据历史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隐瞒、不夸大，不溢美，不隐恶，真实地反映历史情况。语出清·曾朴《孽海花》第35回：“我是秉笔直书，悬之国门，不能增损一字。”说到秉笔直书，一个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崔杼杀太史”案。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所杀；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弑与杀不同，是以下犯上。于是崔杼将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被崔杼杀了。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了。当时还有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此事，就抱着竹简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继，半路听说此事已记录在案，遂作罢。（《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后人一致称赞太史兄弟的秉笔直书，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春秋笔法”也叫“微言大义”，是指由孔子开创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概而言之，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指在文章的记叙中暗含褒贬，甚至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思想倾向性。当然，这种褒贬和倾向性并不是作者通过议论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是通过细节和修辞，包括对材料的筛选，以此来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
中华民族具有“秉笔直书”的优良写史传统，但也不乏“春秋笔法”的历史先例。例如：“史圣”司马迁在为人物作传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来记录，暗含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胡适曾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所有影响历史真实的因素中，首推政治。“胜者王侯败者寇”。每一个新朝代建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史。即按照本朝的意志来修缮前朝的历史，以一副高高在上的胜利者的姿态，随意臧否人物、篡改历史。难怪史学权威尼泊尔会说：“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政治在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每个史家都声称追求“秉笔直书”，但实际上，历史学家大多有着难以割舍的政治情结。史学大家钱穆在回答蒋介石关于对政治的兴趣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炎武）、黄（宗羲）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都大有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可见，每个真正研读历史的人，就本意而言都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强调历史且史学传统异常发达的国度。“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东汉才子蔡邕。从东汉到南宋，相隔这么多年，就连村夫野老依然“满村争说蔡中郎”。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龚自珍甚至强调：“周之世，官大者史也。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则周亡。”由此可见历史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
